恩来总理的捷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这些答问都不是提前准备好的，也是事先难以预料到的。周总理不仅回答得巧妙，而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是对方刚说完，马上就回答。没有过硬的素质是根本做不到的。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 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 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 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

　　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 ，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 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 “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 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 “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 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我们听故事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击节赞叹呀！

一个从很偏远农村出来的男子，很努力地念书，考上了大学。为了他的学费及生活费，田地里的父母日出而做日暮而归，老父亲的白内障因为没钱治疗而几乎看不清楚东西。他也很用功地学习，大本毕业后考上研究生，最后再考上了博士。很光明的前景在他面前。

优秀的男人当然有女生抢着要，高校副校长的千金就爱上了他，娇媚的她让他觉得生活很是满足。可是，当她知道他的家在很穷的农村就不依不饶了，大骂他的血管里是“红苕血”。副校长利用某些关系让他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年薪30万以上，并把女儿嫁给了他。妻子跟他约法三章：不能说他来自己农村，只说自己的父母是高校的老师；不能给农村的家再有任何联系；不准家乡的老乡来他们城里的家。看着眼前如花似锦的一切，他答应了。

结婚的酒席上，来来往往的全是女方的亲朋好友。他也有想哭的冲动。从此，他只敢偷偷地寄钱回家，但都不会超过200。他怕家里人以为他在城里好了，来城里投*他。

二年以后，他才告诉他的父母，他在城里结婚了。高兴得失眠的母亲在昏暗的灯下一针一针地缝着小孙子的小衣服小裤子。收到农村寄来的包裹，有20来斤。他很难想象瘦小的母亲怎么把它们拿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妻子用两根指头捏着小衣服，直嚷嚷叫他扔出去，说有跳蚤。他想打她，忍了很久。最后，那包衣服的归宿还是垃圾箱。

有了儿子了，儿子满周岁的那天，家里很多的人。200平米的家人声鼎沸。他忙里忙外地招呼着。突然也有一刻想到老父亲。小区的保安在对讲机里说有人找。他以为是客人，兴冲冲地迎了出来。他在离开农村的家很多年以后的现在才看见了他的父母。外面下着很大的雨，两老的头发都在滴着水，他愣住了。呆在门口不知所措。妻子看他半天没进来，也出来看。那时的脸色用文字根本无法描述。引两老进门。粘着泥的解放鞋一踩就吱吱作响，父亲的双脚在光洁的木地板上不知道怎么走路。他只有把他们带到厨房。然后给一脸不解的宾客说是找错了人的老人。妻子叫他赶快把人带人，没办法，他没办法对满屋的老总老教授总之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解释那是他的双亲。

父亲的眼睛完全失明了，大医院的医生说是耽误了时间，如果早几年一定不会失明的。看着那两只完全混浊的眼睛，他觉得他不是人。在宾馆里住了两周的双亲终于明白了他们的儿子不可能把他们迎进他们认为该进的家门。至于他的妻子，从那天的勿勿一面后就再没露过脸。他总说要带他们去看看大城。母亲看着父亲的双眸，说“我们住不惯这里，我们回家。”
　
过了两个月以后，他终于以一次出差的名义回了老家。邻里乡亲都来看这个穷山沟里飞出的大人物。从乡亲们的言谈里，他知道，那次父母进城是把田地送给了别人种，把猪卖了，完完全全的是想去他那里安度晚年。父母回到农村还对他们说，儿子对他们很好，不要他们走，但是他们住不习惯，想老家的人。还给大伙带了很多的“杂包”。老父亲摸摸索索的在家做饭，手上常有未愈的伤口；七十多岁的母亲还在田地为口粮而苦苦挣扎，做一会就直起身来捶捶自己的腰。
　
走的时候，他给了父亲两万块钱，说是两千块，十元一张的，要父亲细细放好，以后有困难的时候就拿出来应急。
　
他知道，他做为儿子的身份已完全死亡。